"贵G"车牌现象引发的思考

在我们清镇街头，“贵G”牌照的小型客车越来越多，很多市民的私家车，宁愿舎去原本应该挂的“贵A”车牌，却十分无奈的挂上了“贵G”牌照。来来往往的“贵G”小车，仿佛让我们又回到安顺管辖的年代。莫非清镇又划回安顺管辖？答案绝对不是；莫非是清镇人因为看重安顺情结，再次挂上安顺牌照，回到也是否定的。

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在清镇，居住在其他区县的贵阳市民，同样按照就近、节省、方便的原则，把自己的爱车选择在临近的市州上牌照，于是在花溪区有了“贵J”、在息烽县有了“贵C”、在修文县有了“贵F”的车牌就不足为奇了。究其原因，就是《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》一纸限购令催生了这奇特的现象。

贵阳市限购令出台后，社会各界的反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，国家发改委明确表态，认为“此举不符合《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》”、“我们从来不主张实施限购”。贵阳市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取消限购小型客车。省政府今年对影响贵州的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了专门的调查梳理，贵阳市民购车“一牌难求”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。

交通拥堵在其他国内城市普遍存在，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。最先传出要实行限购的广州和深圳市，都否认要实行限购。

然而，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会贵阳市，却是继北京之后的全国第二个限购城市。而且是限制购买与限号通行并举。此消息一出，国内媒体一片哗然。

作为二三线城市，贵阳出台汽车限购是否合适？经济又会受到什么影响?汽车限购对解决交通拥堵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?这种尝试的预期效果是否达到？近两年来实施的情况，广大市民心里一清二楚，应该或者说已经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回答。

老城区交通依然拥堵，购置税大量流失等等，一定程度上反应了“限购”的成本。预期“也许还没有也许”，除了经济成本外，还有一项最大的成本就是老百姓是否满意的感情成本。我们不能把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简单的归结在车辆的数量上。车辆的剧增确实是增加城市交通压力的原因之一，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、也不一定是主要的原因。

我个人认为限购是无奈之举、是下下策。决策者能不能从另外三个方面查找原因和采取有效对策：即需要从优化道路结构，优化交通组织，优化人员素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。

贵阳老城区出入口的不断增加和路网的不断完善，对缓解“出行难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而且，“优化道路结构”工程一直没有停过，这一点是值得欣慰的。但是，交通组织相当落后，驾驶员素质十分差劲，包括市民的文明程度，是造成贵阳交通拥堵的硬伤。

香港、重庆与贵阳老城区道路布局和线型有着比较相似的地方 ，但是，由于几个城市的交通组织方式不同、水平不一，对车辆的流向和行进节奏控制差别较大，所以，反应出来的顺畅程度就不是一会事了。为此，科学的交通组织，不仅是城市管理的大学问，更是城市管理的首要问题。有道是：“通，则不痛；痛，则不通”，我们贵阳可是“通”之少了、“痛”之多了，这仅仅归结为地形地貌和历史欠账的问题吗？

驾驶员素质、行人素质决定了城市车流、人流通行的文明程度，更决定了城市交通的顺畅程度。我本人也是驾驶员之一，在贵阳行车经常被“超、逼、追、赶”，好在我的心脏还算不错，心理素质还算可以，否则，我早都被吓病了或者被吓死了。我曾看见过贵阳有不少的“奔驰型”、“野马型”、“追族型”、“赌气型”、“赶超型”驾驶员，就连城市大型公交车也经常超车抢道，我昨天在中山西路，我的小车就被大公交车超逼，它牛啊！哪些“出租车”、“私家车”、“老板车”、“势力车”就更不消说了。人为的、主观的造成拥堵，恐怕是贵阳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了。至于市民“中国式”过马路，似乎由来已久，大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怪谁？怨谁？

在“贵G”现象面前，问题多端、情况复杂，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很多很多。一个地方经济的落后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公众的素质恶化和文明颓废。“贵G”：你引发的仅仅是“限购”的感觉和感受吗？